当前， 民营资本最感兴趣的，也是民间投资潜力最大的是金融行业。

同时，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堵住土地财政的片面增长，化解社会矛盾。显然，要维持这个循环，就必须不断地出让土地，否则就要中断循环。

企业如果经营得好，有稳定的盈利，可以逐步清偿这笔负债;如果经营不好或者破产了，这笔负债就不能清偿，如企业再生产因此中断，最终还会转化为银行的坏账，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为了保证这个收益的最大化，很自然地要压低征地费用，并且对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加以限制。就是说，土地财政还不可能一下子取消。但是，这不过是负债在企业之间的转移，转移的结果，负债的规模还可能被放大。欠账总是要还的，现在恐怕到了该还账的时候了。

即使是用自有资金来支付，本质上仍然是负债。至于因此可能产生的地产泡沫等问题，可以运用税收等手段加以控制。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表现引人关注，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欧洲货币联盟的内在矛盾——欧盟成员国在货币形式上统一之后财政政策却迟迟找不到有效统一的机制——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

从技术角度讲，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清晰地告诉我们，原来欧盟成员国关于财政赤字/GDP比率不高于3%和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60%的警戒线划定，在危机的冲击之下失灵了。目前尽管《预算法》等法律对地方政府不得在财政运行中安排赤字、不得发行地方债券、不得提供担保等地方财政行为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地方政府早已通过注册成立各种名目的投资公司或城建公司等，搭建融资平台，向金融部门借款或向社会发行企业债、公司债或项目债例如，村里的小学必须按普九要求建设到位，不达标则一票否决，政绩免谈，甚至要拿掉干部的乌纱帽。人们一直在讨论中说要修改的我国预算法，目前仍然在修改的前期准备中。

警惕地方债的隐性存在，从机制体制上解决问题每年2000亿元的规模，实际只占地方政府融资需求中很小的一部分。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方债 。

现在有些评论称地方债在发行后碰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实际是指二级市场的某些短期环境造成的交易状况，总体上尚不存在地方债发不出去的问题，主要还是发出去以后在交易方面的表现是否活跃，或者其他某些局部问题。这比喻的是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中的应急程序。有人认为如此天文数字的地方债怎么得了？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意识是非常可贵的。我认为应该有堵有疏、疏堵结合，并且从中长期看应该注意堵不如疏，这源于大禹治水的古老智慧。

目前看来，有关管理部门也在考虑，在这两年连续发行地方债的同时，希望能够推出一套规则来更明确地约束地方政府举债。中国8万亿元大约为2010年GDP预计规模的20%多一些，由于中国公共债务的名义指标低于20%，因此两个数据加起来为40%出头。同时，目前国家法律框架下担保法规定的原则还是要得到执行，一旦出现法律纠纷问题，地方政府、地方人大出具的对融资平台（法人）的担保函的担保是无效的。实际需要与不规范的制度框架，共同造成地方融资负债的现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的表现被称作奇迹。

二是规定地方债纳入省级预算，也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地方省级预算全套程序的制约，在省级预算中安排还本还息。《预算法》就是个例子。

但这十几年来，省级和市级的分税迟迟走不出一条路。地方政府争前恐后的竞争性发展及其中大量隐性举债的融资行为具有两面性。

加上现在各方对地方债的高度重视，应该有信心把已经形成的天文数字债务逐步地化解掉。可以设想，这方面的制度将在以后发展为全套的严谨程序，当未来条件具备后，地方债可以不再由中央政府层面的财政部代理发行，而是由地方政府在市场力量的约束之下，通过一套法制化、透明化的程序，在公众监督之下举借。短中期的管理事务，应该和做中长期政策改革和制度建设衔接起来，协调配套。中国的现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一种开始无法可依、以后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矛盾中，寻求完善法治的可行路径、持续发展。高盛估计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准国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金融债）大约为GDP的6%，因此几个指标合在一起约为50%。假设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有关部门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但原则上必须强调自我防范。

只要有一定的提前准备，注意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就能够治存量化解许多问题。财政部代为发行地方债，等于引入了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使地方债发行更为平稳，风险更为可控。

另一方面，地方隐性债务的规范性不高，不利于防范公共风险。地方债的登堂入室存在附带的代理发行安排，在现在这个阶段很有必要。

一个外国观察者估计出了11万亿元这个稍显夸张的数据。同时，也有可以很快处理的应急程序。

9·11发生后的两天内，全国还惊魂未定，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紧急拨款法案，拨出几百亿美元的反恐资金——这个重大的预算调整依靠的就是应急程序。市场经济下与之匹配的财政体制是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各级政府为一级政权、有一级事权，还要有财权、税基、预算，以及一级举债权和一级产权。无论如何，应该充分肯定这两年地方债登堂入室在制度上的进步，继续把前门开好。虽然隐性债在目前不规范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但是只要存量的增长速度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总体风险就在降低。

30多个省级行政区域以下，没有一个能够称得上是真正像样的分税体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变相使用过这个开前门的方法。

省级地方融资平台在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有。欧盟为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取向，根据经验对成员国公共部门债务余额/GDP比重设定的警戒指标是60%。

这样一个原本应该形成的逻辑贯通的体系，1994年后仍迟迟不能到位，导致地方政府只有依靠自己操纵注册一些城建公司、路桥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等，以法人的名义举借公司债、项目债，实际上变相发行地方公债和市政债。这可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决策磨合期。

当时转贷按照世界银行的财务处理方法执行。这一举措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表明中国的地方债制度建设已经实现一个新的重大突破，已经登堂入室、名正言顺。总体而言，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地方债前景比较广阔。这是一个疏堵结合、有堵有疏、走向阳光融资的制度建设，把地方融资、整体配套改革和今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财税体制健全化结合起来的进步过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治存量。

这种融资平台手段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得到运用，全国已有几千家地方融资平台。地方竞争中各地政府主导的争前恐后的发展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一些零星的税种并不能构成所谓的地方税体系。约20年前，笔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在美国专门调研考察过三级预算。

因此，8万亿元的总量并不代表目前的风险已经到了有杀伤力的程度。因此往前看，首先要实行财政的扁平化，如果从中央到地方由五层级扁平化为三个层级，那么就能从原先山穷水尽的状态，走向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新境界，在中央、省、市县三级框架下，把我国一级政权，有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真正从上到下贯通地建立起来。